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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路中国》|发解一位旁观者眼中的中国巨变。

[美]彼得·海斯勒 品卷一族
2024-12-10

一本“自驾游”,了解中国在世纪之交的十年巨变


您收听的内容是我们对知识的提炼与再加工,如果你想全面了解书中内容,可以购买此书原版。与本书相关部分书籍的音频链接在文章的尾部,如有兴趣,敬请点击收听。

核心书摘

《寻路中国》写的是一个外国人在中国“自驾游”七年的见闻,它既是一本游记,也是一本从独特视角观察中国在世纪之交十年巨变的社会观察报告。

这本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作者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作者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关于作者:

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他的三本书《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被称为“中国纪实三部曲”,他本人也因为这三本书被《华尔街日报》称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学什么:

1、中国发生巨变的实质是什么?

2、中国是如何从乡村走向城市的?

一、长城

在正式开始介绍作者何伟的旅行故事前,我们先来说说2000年前后,在中国实现自驾游需要具备的条件,这些条件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发展情况。

想要实现自驾游,有两个必备条件,第一,一定是要有能跑车的公路了,第二个就是要有一辆汽车。在21世纪初的中国,许多公路可是十分空旷的,尤其是在大西北的草原上和通往喜马拉雅的公路上,更是车辆稀少,很多地方只有漫天沙尘和茫茫沙漠,即便在沿海一些发展迅猛的城镇里,公路上的私家车也不多。

说完了公路,我们再来说说汽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汽车工业起步很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小轿车都是顶极的奢侈品,是富贵和权力的象征。2001年时,中国的人口数量超过了12亿,但当时全国乘用轿车的数量不到1000万辆。大约相当于每128个人拥有一辆轿车,这个比例只相当于美国1911年的水平。在当时,小汽车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都是一种奢侈品,人们使用汽车主要采用租赁的方式。

何伟拿到驾照后,想要搞环中国自驾游,也只能选择租车。他在首都汽车公司租了一辆7250型切诺基,租金是每天200块人民币,开着这辆切诺基,拿着一本《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何伟就这样踏上了旅途。

何伟的第一条旅途是沿着长城展开的,他从山海关出发,延着长城从东向西横贯中国北部,最终到达长城的西部终点,甘肃嘉峪关。

在这段旅程中,何伟虽然一路看长城、说长城,但长城并不是他观察的重点,他的重点在于观察沿途的人和事。很多我们司空见惯到视而不见的情形,都被他饶有趣味地写了下来,读来让人感觉非常好笑。笑过之后,我们往往又会产生强烈的忧思与焦虑。我们讲两个书中的小故事,帮助大家找找感觉。

第一件事是何伟在长城的起点,山海关时发生的故事。当时正赶上秋收的季节,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过半。当何伟开着车来到这段公路时,他停了下来,因为走不动了。这里的农民把柏油马路当成了粮食晾晒场,何伟急忙踩下刹车,摇下车窗问道:“请问,我怎么过去呀?”

正在路上忙活的农民看了看何伟和他的车,有些急不可耐地大声喊道:“开,开,开!直接压过去!”

在何伟的观念里,这样做既违反交通安全法规,又违背食品卫生法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没有人去计较这种行为,因为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

刚开始何伟对于从食物上直接碾压过去感到非常不好意思,但经历的次数多了,何伟也就渐渐放开了,也不再问了,他就用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为秋收做出了贡献。

在沿着长城行驶的旅程中,何伟路过的多数是农村地区,除了见识到了收割庄稼,他还见到了许多农村特有的文化现象,比如富有农村特色的宣传标语。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各种各样的墙体上写满了各种口号,何伟评价这些口号说:“用词简单,却很有力度,极尽直白,有些却令人费解 。”

比如,电厂的标语“人人用电,好好用电,电才好用”,再比如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口号:“女儿也是传后人”,“晚婚晚育”,“生儿生女都一样”等等。

随着旅程越来越往西行,标语书写得也越来越大。到后来,荒芜的山坡上也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语口号,何伟在书中描述说,有一条标语“人人劳动,青山更绿”的文字足有十几米高,摆放在内蒙古的一个山坡上,但那里既没有青山,也看不见一个劳动者。在另外一处荒凉得不能再荒凉的地方,几大块岩石上书写了一首诗歌:“山间植树种草,农业蒸蒸日上,修房造屋养羊,建设秀丽山川。”何伟在书中评论说:“草原不识字,这些标语填充的是人的精神。从小到大被这些标语、口号包围着的人,思维标语化、语言口号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口号形式的标语,公路上还有许多具有警示作用的标语,比如“时速40公里最安全,时速80公里很危险,时速100公里进医院”,这种有一说一的标语,加上别致的警示物,往往会让人印象深刻。

二、村庄

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讲的是何伟在北京以北,长城脚下的小村庄“三岔村”租住五年的故事。

这段故事的主人公是魏子淇一家人。魏子淇居住在北京怀柔渤海镇三岔村水泉沟,三岔村是位于长城天华洞一段脚下的小村庄,何伟以每月360元的价格在村里租了一间房子,一住就是5年。

起初,三岔村非常贫穷落后,村民的年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为了改善生活,头脑灵活的魏子淇决定经商。他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是养殖水蛭,灵感就是从电视采访中获得的,可惜的是他失败了,东拼西凑的的本钱也没了,但这次失败并没有断绝魏子淇经商致富的理想。

后来,魏子淇把注意力放在了发展旅游业上。他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农家乐”,还给自己的客栈取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名字:长城驿栈。他从骨子里明白,乡下那些简朴而老式的东西才是他最好的卖点,他的宣传名片上列出了游客在这里可以享受到的、看似无足轻重的全部活动,如:爬山,爬长城,赏野花,喝泉水;吃柴烧饭,睡热炕,吃五谷杂粮等等。

魏子淇赶上了好时候,他刚好在2003年春天把刚刚处在萌芽阶段的“农家乐”生意扩大了。那一年是中国汽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从2003年开始,政府在农村地区启动了村村通工程,修建了近20万公里的乡村道路。2003年春季,SARS病毒横扫全国,城市里的人们选择远离人群,他们或者宅在家里,或者选择去空气更好也相对安全的乡村小住。在这一年,人们学习开车的热情也被激发了出来,2003年一年,北京居民就有近50万人拿到了驾照。

这一年,中国的汽车市场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变化:丰田、尼桑、现代等汽车公司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2003年,中国的乘用轿车销售量增加了80%,仅在北京一个城市,当年新上路的汽车数量就达到了339300多辆。

于是,每到周末,来三岔村的游客多了起来,整个夏季,魏子淇和妻子曹春梅都是在忙碌中度过的。头脑灵活的魏子淇还在他的驿站引进了烤虹鳟鱼这道招牌菜。2003年,从务农转为经商之后,魏子淇家的收入超过了30000元,比前一年增加了将近10倍。魏子淇还入了党,考了驾照。

5年的时间,让何伟对三岔村的看法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不再把三岔村单纯当成一个休整、写作的地方,而是把这里也当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家。他在书中说:“我感觉对三岔村的熟悉程度,跟我对童年时期那些地方的熟悉程度差不多。” 

三、工厂

沿着长城完成了长途自驾游,何伟第二条自驾路线是东南沿海,他想看看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工厂老板和工人们的生活。

在浙江丽水经济开发区,何伟见证了一个小厂从无到有再到搬迁的全部过程。他在书中说:“他们在一小时零四分钟的时间内为自己的工厂画出了设计图纸。他们至关重要的那台机器,竟然是由一个只上过中学的农民凭着记忆设计出来的。对于正式的营销规划,哪怕一丁点最细微的线索分析他们都没有做过,却指望着通过送几瓶五粮液白酒和几条中华烟就能把未来的客户给搞定。”

书中说,当时的人们搞“工厂”都是“盲目”的。在开发区建设的第一年,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来到这里寻找机会,何伟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一小群盲目的人招聘着另外一大群盲目的人。”

何伟从丽水的务工者、老板们、创业者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版本的工业革命,用他的话说就是:“乡下人涌向城市,他们在自主发明方面所具有的天资完全可以跟狄更斯笔下的那些人物媲美。”在书里,何伟把中国的新城镇发展和美国当初的发展过程做了一个对比,他总结说:“美国新兴城镇成型时,第一波居民往往是商人、银行家、律师。人们都还住在帐篷里时,报纸就办起来了,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是法庭和教堂。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却只有商业,充斥整个城镇的是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他在书中评论说:“中国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领域发展不平衡,一方面是经济领域发展一马当先、奇迹频现,另一方面是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发展的相对滞后,至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与经济发展领域的差距可能还要更大一些。”

针对这一现象,何伟在本书的结尾说:“我从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渴望摆脱贫困,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工作,原意适应变化怀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来得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结语

以上就是《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这本书中,作者何伟以长城、北京怀柔的三岔村以及东南沿海经济开发区里的小工厂三个特殊节点为线索,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带领我们回顾了从1996年到2007年这十年间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轻松、幽默的同时,也透着隐隐的忧虑和反思。

正如作者何伟在书中所说:“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变成了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本书的内容截止到2007年,对于中国最近这十几年的发展和变化,因为何伟已经回国,所以没有涉及,事实上,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何伟在书中的一些担心虽然是善意的,但有杞人忧天的嫌疑。

不过,何伟作为一个美国记者,一个外部观察者,能够通过这种见微知著的方法把中国社会底层的现象,把一些我们已经见怪不怪的弊病诉诸笔端,还是相当富有洞见的。准确来说,这应该算是一本“返销”到中国的讲中国的书,他主要面向的应该是西方那些急于了解中国的普通读者,因为书中的很多内容非常适合成为“吃瓜群众”饭桌上的谈资。所以作为中国读者,也许会在书中感受到些许的不舒服,就象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有些话我可以说,但别人不能说”。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本着包容的心态,把作者的洞见当成自己的反思,有则改之,无则加免。

【编辑:申童】

此为本书书稿的删减版,更多详细内容请听完整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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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文字、图片部分来自今今乐道APP和网络,老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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